多年前我读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因该书当时是内部发行，大家排队等待阅读，我读的就比较匆忙，但是印象很深的有扉页上的题记，那是作者引用歌德的一段话来批判整个德国的国民性，是说德国人作为个人，个个可贵，作为整体却又是那么的可怜。德国人为人类文明贡献了众多的杰出人士，为什么整个民族
我们知道，歌德的年代德国还没有成为统一的民族国家，歌德对整个德国人这样不留情的批判差不多就和鲁迅批判中国人的国民性一样，只是恨铁不成钢的极端说法，未必就正确。事实上由于每个社会都存在着多元价值和多元选择，任何社会想以某种理想来整齐思想、规范集体行为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所谓的“国民性”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此，无论是歌德、鲁迅，还是大众媒体，他们心目中的国民性，多少都是理性霸权的产物。换言之，“国民性”只是权势或者精英集团为控制民众设计出的理想状态。在对待德国的浩劫问题上，德国史学家梅尼克（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Ｍｅｉｎｅｃｋｅ，１８６３～１９５４）在战争结束后次年就指出，纳粹造成的浩劫并不是德国的文化传统，而是出自偶然。（《德国的浩劫》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第８５～１０３页。下简称《浩劫》）梅尼克是兰克（Ｌｅｏｐｏｌｄ Ｖｏｎ Ｒａｎｋｅ，１７９５～１８８６）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这个判断与兰克学派一向所主张的不带主观价值的“事件的历史”、“叙述的历史”却完全不同，它不是实证主义历史研究方式的产物，而是出于他对本国文化的深厚感情和史学家的直觉，也就是说，纳粹主义在德国的兴起在他看来不是德国人的国民性问题。
源于希腊文化传统的西方文明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诉诸理性，而在纳粹德国的历史上，除了狂热还是狂热，人们的理性到哪里去了？在二战以后的许多年，西方学者出版有关这场浩劫的大量著作差不多都在从不同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梅尼克的观点从来就不是主流，但也不乏支持者，像英国学者泰勒（Ａ．Ｊ．Ｐ．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０６～１９９０）就认为二战不是希特勒预谋的结果；希特勒本人并没有明确的夺取生存空间的战争计划，他的扩张言论只是投有民族主义情绪的群众所好，并不比他的前辈更激进；这场战争是一种偶然和西方列强忙中出错的结果。（泰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２９３～３１１页）在我看来，夏伊勒对纳粹制造出巨大浩劫的原因虽然看简单了，但梅尼克则明显是对本国的传统文化有所偏袒。这两种结论大概都是因为距历史太近不容易从宏观和多角度的研究所致。有意思的是，两人都感觉到尼采、黑格尔的思想与纳粹主义有关。夏伊勒认为希特勒受了黑格尔“世界精神意志”思想的影响（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１６１～１６２页），而梅尼克指出源于黑格尔的强权国家思想在希特勒身上体现了它最恶劣和最致命的东西。（《浩劫》，第２１页）仅从他们承认西方古典理性主义和纳粹主义有渊源关系这一点来看，就说明把德国产生纳粹主义归结于国民性或偶然性是有问题的。面对德意志这样一个有崇尚理性的民族和纳粹主义与古典理性主义有关系这两个问题，用国民性或者偶然性来解释这场浩劫的原因显然都失之偏颇。
如今导致德国和人类文明的那场浩劫已渐行渐远，学术界对纳粹历史的兴趣却并没有为之稍减，纳粹兴起的原因、它的反犹和扩张政策仍然是人们关注的中心，只是解读纳粹现象的视野更广、更为理性和客观。最近我读到英国学者迪克・吉尔里（Ｄｉｃｋ Ｇｅａｒｙ）在２０００年出版的《希特勒和纳粹主义》（Ｈｉｔｌｅｒ ａｎｄ Ｎａｚｉｓｍ）就感觉不错。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教授，研究德国现代历史的专家。该书是作为大学丛书的一种专门写给普通人看的，篇幅并不大，却包含了学术界对纳粹历史研究的一些最新成果，重点仍然是要为读者解说纳粹主义为什么会在德国起源。他只讲了希特勒的作用、他掌权的因素、第三帝国的本质和纳粹政府与民众的关系这四个问题。它们集中起来就是要告诉一般读者，任何社会只要缺乏民主和保护自由抗争的机制，民族主义的高涨和激发起来的民族仇恨通过“累积激进化”的过程就会导致纳粹主义。如果只是认为德国纳粹的历史和希特勒的崛起是“德国人的某种独特性，那是十分危险的。”（迪克・吉尔里：《希特勒和纳粹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２月版，第１４２页。以下简称：《主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类似纳粹主义的现象仍然在世界其他的地方重演，在科索沃、车臣和今天的中东地区发生的事件都在不断地支持吉尔里的结论。
在任何一场重大的历史事件之后，历史著述或是强调个人作用或者是强调集体作用。这两者看起来是所谓英雄史观和唯物史观的分野，实际上它们还有两个共同点：一是忽视了社会组织机构的作用；二是为个人的“逃责”（ｉｍｐｕｎｉｔｙ）〔“逃责”是指那些参加种族、政治和宗教迫害的执行者以及参加侵略战争的官兵在社会无法进行调查的情况下，在事实上或法律上逃脱了被追究侵犯人权的刑事、民事责任；没有这种调查，对他们起诉、审判、定罪、判刑以及对受害者进行赔偿都不可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一些拉美国家在当地专制政权瓦解之后，苦主们没有办法伸张正义，于是国际人权运动率先从拉美发起“反逃责（Ｅｎｄ ｏｆ Ｉｍｐｕｎｉｔｙ）”运动。此后这一新的人权运动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下设的“预防歧视和保护少数民族分委员会（Ｓｕｂ－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认可。在１９９６年和１９９７年的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议上，该委员会还提出了专题报告以确立“反逃责”的基本准则。〕提供了理论避难所，即在有负面影响的历史事件中，无论是认为由英雄还是由集体来承担历史责任，事实上都推卸了每一个参与事件者的个人罪责。像波兰卡廷森林的屠杀、纳粹集中营的屠杀、科索沃的种族屠杀和古拉格群岛等这类大规模的侵犯人权行为，我们很难说它们完全就是领袖意志的结果，而参加屠杀和虐待行动的个人就没有罪责。尽管在这类集体侵犯人权的事件中个人的罪责没有领袖大，但也是无法用“国民性”、“民族劣根性”来逃避道义谴责和刑事惩罚的，这是因为种族灭绝和政治清洗已超出了现代文明的底线。吉尔里在谈到纳粹在战争后期臭名昭彰的犹太人的“最后解决办法”时指出，从最新的研究成果来看，纳粹政权什么时候决定消灭所有的犹太人虽然不清楚，但是可以肯定希特勒一开始并没有这个意图。它是两个因素促成的：一是长期反犹太政策的激化并和东线战事有密切的关系，二是不同机构的相互推动。（《主义》，第１３２页）吉里尔在这里批评了那些认为“德国人”赞同大屠杀的观点，指出当时东欧的反犹情绪远比德国激烈，非德国的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乌克兰人、罗马尼亚人也都参加了屠杀犹太人的活动。纳粹也屠杀其他的非犹太人，约３００万俄罗斯战俘就被杀害。作者认为，纳粹机构在促使德国走向浩劫方面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从纳粹政权的独裁本性上看，它缺乏清晰的权力划分，希特勒本人处理事物的随意行为，这就造成了“每一个组织争着在希特勒面前表现自己，力图在实现对元首的承诺和执行他的意志方面比其他组织做的更好（即使他们没有从上面得到任何指示），这就出现了一个被汉斯・莫姆森（Ｈ．Ｍｏｍｍｓｅｎ）称为‘累积激进化’的过程。”（《主义》，第７７页）纳粹德国出现全国性的歇斯底里的反犹、反共就是这种“累积激进化”的反映。
用“累积激进化”概括纳粹德国走向疯狂的过程我认为是准确的。这里面既涉及到了领袖、组织、个人三者之间的互动，又反映出了累积起来的每个偶然事件都有可能发生历史进程转换的机会。如果希特勒没有反犹、反共和侵略扩张的思想，二次大战就不会发生；没有各种机构在希特勒那里相互争宠和组织准备，这些行动也不会付诸实现；没有个人对纳粹政权的狂热支持或者因畏惧放弃抗争，“累积激进化”的过程也就无法继续走下去。吉里尔指出，根据学者们对《我的奋斗》的研究，该书不是希特勒精神错乱的产物（这也就是说德国造成的浩劫不能完全由领袖的精神问题来逃责），同时它的确可以看成一个行动的框架或指南（即发动战争有必然性）。（《主义》，第１６页）希特勒是一个很善于利用机会的人，在吞并奥地利、捷克成功之后，膨胀了胃口，德国人也从这些不断升级的事件中受到鼓舞，侵略波兰和二战正式爆发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了。这些事件背后有纳粹的意识形态和军事、经济方面的压力，同时也有希特勒本人的长远扩张计划。（《主义》，第１３８页）现在的这种认识当然就修正了泰勒“二战始于偶然”的观点。
一战后，按照《凡尔塞和约》德国被解除了军备，民族屈辱、经济萧条、政治动荡就成为了酝酿纳粹主义的温床。当时德国魏玛政府中的两大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德国人民党在经济政策方面出现严重分歧，代表工人的社会民主党要求政府增加对失业工人的救济，代表工商集团的人民党则希望政府减少税收和社会福利，以便维持经济的运行。在战后７００万退伍、复员军人和军工企业停产造成的大量工人失业以及恶性通货膨胀的局面下，联合政府的意见没有办法一致，这自然只有垮台一途。那么希特勒的纳粹党是不是能够解决这些矛盾呢？纳粹党的前身是１９１９年成立的德国工人党。１９２０年，希特勒更名为“德国国家社会工人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ｐａｔｅｉ），简称“国社党”，缩写就是“Ｎａｚｉ”（纳粹）。该党的宗旨是要修改《凡尔塞和约》、收回失去的领土，把相信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联合起来，团结整个德意志民族。从其政治诉求上可以看出德国当时的主要社会问题都在纳粹党的解决之列。这简直就是使德国摆脱困境的良方！如果我们真这样认为纳粹党的纲领适应了当时的需要那就错了。当时德国的右翼政党几乎都有类似的主张，德国国家人民党的民族主义和反社会主义一点也不比纳粹差；而左翼的德国共产党、德国社会民主党也在为解决同样问题努力。研究显示，从１９２８年的国会选举来看，纳粹党只获得了２．６％的选票，这还主要是来自农村地区的选票。大多数工人把票投给了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此后支持纳粹党的人数迅速增加，在１９３０年国会选举中，其议席由原来的１２席增至１０８席，在希特勒１９３２年７月的胜选，又增至２３０席，成为国会中第一大党。就是这样，纳粹党的得票率也只有３７．４％，而且也多是来自农村地区和城市白领的投票。而在同年１１月的选举中，纳粹在国会中的席位又减为１９０席，共产党增加到１００席，社会民主党得票仍有１２１席，加起来还超过了纳粹党。共产党特别是赢得了大城市失业者的选票，有的地方高达６０％到７０％。这也就是说，纳粹党的社会基础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大资产阶级，而是以小农、容克贵族、城市知识白领为主的德国的中间等级。（《主义》，第３６～４８页）那么在纳粹势力在国内不占多数的情况下，却能引导整个德国民族一步步地走向战争，这显然有一个“累积激进化”的过程。这里面令人感兴趣的就是：是什么因素促成了“累积激进”？是什么组织起了主要的引导作用，是财团还是政府机构，是德国军方还是纳粹的党团组织？吉里尔的这本小书虽然没有专门谈这个问题，作者的观点还是清楚的，即：在纳粹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当中，青年的民族主义的狂热是“累积激进化”的前提，而戈培尔之宣传部的作用比其他机构都大。
青年在纳粹运动中的主要作用一直为史学界所公认，梅尼克大概是最早指出希特勒是通过一场受到激进的、僵硬的民族主义引导的青年运动夺取政权的历史学家。他认为青年热衷纳粹运动与《凡尔塞和约》签署之后废除了军事服役期，青年失去了荣耀的机会而被社会忽视这一历史背景有关。纳粹党在德国影响青年的传统管道缺少之后趁机创办了大量的青年组织，如：希特勒青年团、德国大学生联盟、青年义务劳动大队、少年团、少女队等，其目标就是在青少年身上建立起统一的思想和满足青年的自然冲动。（《浩劫》，第３５、１０８页）而最令人吃惊的是纳粹主义的宣传首先是在大学生当中获得了支持，他们对纳粹所宣传的民族主义之狂热犹如今天言辞极端的网络“愤青”。１９２８年希特勒在慕尼黑大学讲演受到热烈欢迎，随后纳粹党就在学生会选举中大获全胜，此后益发不可收。的确，当时纳粹党给社会的印象就是一个有朝气的青年政党。１９２５到１９３２年入党者的平均年龄不到２９岁，街头冲锋队的平均年龄是１７到２２岁。（《主义》，第４６页）其领导人的年龄多在２５～３５岁之间，比其他任何政党都要年轻。有研究指出，在１９３２年７月的选举中，正是由于青年投纳粹的票，使它成为了国会第一大党。事实上纳粹的议员６０％是４０岁以下的年轻人，所以有人会说：“纳粹运动是一场青年的运动，它已经无法阻挡了！”（弗里德里希・迈克尔：《德意志的灾难，观察与回忆》，威斯巴登１９４７年，第７０页，转引自李工真：《德意志道路》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４２８页）在１９３３年３月的选举中，纳粹党得票１７２７７１８０张，议席又增至２８８席，占全部议席的４３．９％，加上它的同伙民族人民党所获得的８％的选票，国会席位已接近５２％，这就使希特勒在国会中有了多数的支持。这些增加的票多是来自青年的投票。希特勒夺取政权之后，凭借国家机器的力量又进一步将德国的愤青都吸引到或者说控制在纳粹的旗帜下了。
从当时德国的青年状况看，绝大多数青年受过教育，应该是非常理性的一群。为什么他们会支持纳粹或者说情愿被纳粹控制？梅尼克曾经敏锐地感觉到，这里面除了纳粹有激进的民族主义主张之外，还有在现代化过程中对技术的需求使人的“外部理性化”导致灵魂内部受伤的因素，也就是说技术训练使知识分子丧失或者说放弃了灵魂的自我拷问。在就业危机的社会状态下，青年以选择职业作为解决自己人生问题的方法。青年技术人员和工程师虽然在高等学校受过良好的专业教育，但正是这种繁杂片面的技术训练和技术－功利主义使他们缺少了内在的理性，以致无法鉴别和控制自己非理性的灵魂冲动，容易变成宗教狂和偏执狂。（《浩劫》，第５３页）这种看法当然有道理。但是，在１９３３年５月１０日晚，德国成千上万的大学生们在纳粹的军乐声中排成长队，将大量的书籍付之一炬；这些书籍中除了有世界著名作家的作品，也有爱因斯坦等科学家的著作；而每当有书本投向火堆，在场的大学生就会发出阵阵欢呼。他们对待自己本国文化遗产的冷漠和仇恨又岂止是“非理性的灵魂冲动”可以完全解释的？这简直就是邪恶！吉里尔指出：“纳粹党的成功不仅仅是高呼笼统的口号或所谓群众的‘不理智’的结果，而且是国社党能够针对许多德国人切身具体物质利益进行宣传攻势的结果。”（《主义》，第５０页）吉里尔显然认为纳粹党的宣传部在这里面起了主要作用，它在希特勒把德国带向战争的框架下扮演了花衣吹笛人的作用，用邪恶的民族主义宣传引导人民走向灾难。
德国大多数民众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都卷入了纳粹歇斯底里地反犹、反共活动。梅尼克把它视为是一种超时间的“国家理性”和“马基雅维里主义（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ａｎｉｓｍ）”的突然爆发。（《浩劫》，第７７页）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暴民癔症。（《疾病改变历史》，山东画报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２月第１版，第２２９页）其实纳粹宣传才是导致这种暴民癔症的主要原因。纳粹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先后上过８所德国著名大学（波恩大学、弗莱堡大学、伍兹堡大学、科隆大学、法兰克福大学、慕尼黑大学、柏林大学），最后拿到了海德堡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他曾经相信过共产主义，还主张实行“国家布尔什维克”。（《主义》，第１８页）戈培尔虽然讲“宣传”的真谛就是征服民众，与真理没有必然联系，但这并没有超出西方社会“教义宣传”〔宣传（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源自罗马天主教会发起的反路德（Ｌｕｔｈｅｒ，１４８３～１５４６）宗教改革的活动。１６２２年格列高里十五世（Ｇｒｅｇｏｒｙ ＸＶ，１５５４～１６２３）在罗马创办天主教的“信仰传道圣教会”（ｔｈｅ Ｃｏｎｇｒｅｇａｔｉｏ ｄｅ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 Ｆｉｄｅ ?Ｃｏｎ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ｉｔｈ?），它借用了拉丁语“ｐｒｏｐāｇō（蔓延、繁殖）”的意思来诋毁新教，“宣传（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ｅ）”天主教教义，所以新教则把“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一词等同于谎言。〕的传统。对于受过教育的青年人来说，仅靠宣传短时间就能把他们引向邪恶，也还是令人难以置信。汉娜・阿伦特（Ｈａｎｎａｈ Ａｒｅｎｄｔ，ｌ９０６～１９７５）在《极权主义的起源》（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ｏｔ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一书中指出，毫无疑问，纳粹政权无法容忍的公开罪行是由群众支持的，“群众对极权主义的支持既非出于无知，亦非洗脑的魔力。”（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台北时报出版公司１９９５年版，第３６页）阿伦特认为原因就在于纳粹的宣传不同于教会的宣传，它具有谎言加恐怖的新特点。谎言在编织前就预设了谎言逻辑，听起来比真理更有魅力，所以希特勒会说弥天大谎往往有某种可信的力量。阿伦特还指出，这种邪恶性的宣传是由极权主义性质所决定的，因为在立宪政府和自由言论的条件下，公众有其他的信息来源，只有暴民和精英才会被这种谎言所吸引。纳粹夺取政权之后，其谎言宣传逐渐变成“权力宣传（ｐｏｗｅｒ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并用灌输（ｉｎｄｏｃｔｒｉｎａｔｉｏｎ）来代替宣传，宣传就和组织的纯洁性有了关联。她举例说，希特勒煽动性的反犹口号没有一个是新的。惟一新的地方就是纳粹党要求它的党员证明自己没有犹太血统。这就“将反犹主义转变成一种自我定义的原则”，意味着谁的党内地位高，谁的雅利安人血统也就应该越纯粹。反犹不再是针对少数人的或只与民族政治有关，而是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存问题。如果说纳粹夺取政权之前的宣传恐怖还是靠冲锋队之类的街头暴力威胁不同观点的话，那么它在夺取政权之后的宣传恐怕就是由纳粹宣传部控制整个德国的文化生活而形成了组织性的恐怖，“不仅必须由国家决定思想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发展路线，而且还必须由国家领导和组织各种专业。”（《第三帝国兴亡》，第４３页）公民不服从原则在这里根本就无效，你不遵守纳粹的宣传准则，轻则丢饭碗，重则进监狱。阿伦特是首先揭示这种宣传恐怖“无须拥有暴力手段而能累积权力”，它的“真正目的不是说服，而是组织”的学者。她发现组织性的恐怖会使普通民众“参加纳粹组织比做一个忠诚的共和主义者更安全。纳粹在制造政治罪行时具体地利用了这一点”。（《极权主义的起源》第１１章第１节“极权主义的宣传”）这完全符合马斯洛（Ａ．Ｈ．Ｍａｓｌｏｗ １９０８～１９７０）的理论，在生存和理性之间，生存是第一的。在第三帝国，谎言与组织的结合使宣传既恐怖，又有效！
吉里尔在书中对阿伦特的观点有所发挥，他把纳粹的宣传恐怖称为“机构化恐怖”。他指出，纳粹的宣传部门控制了媒体之后，大、中、小学的教学大纲都改成了“宣扬纳粹领袖粗陋的种族主义和地缘政治观点”。你不认同它，你就恐怕没有学可上。你即使上了学也还必须加入纳粹的组织以保证你的确是信仰了纳粹主义，因为“纳粹组织渗透到了公共的和私人的活动领域。不让自己的孩子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和德国少女队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危险。”组织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个人维护自身权利能力的大小取决于他们加入压力集团（工会、行业协会）并从那里获得机构支持的能力。”他在书中引了布莱希特（Ｂｅｒｔｏｌｔ Ｂｒｅｃｈｔ? １８９８～１９５６?《第三帝国的恐惧与悲惨》戏剧的描写，被灌输过的希特勒青年团和少女队的青少年成了大人们的监视者和精神权威，这种遍及家庭和邻里之间的告发恐惧，迫使每个人都必须表现得比纳粹还纳粹才会有安全感，这就是“机构化恐怖”。（《主义》，第６６～７１页）也就是说，纳粹的“权力宣传”实质上形成了“权力组织”。我认为这是非常典型的“软暴力”，它不是公然地用专政手段镇压不同政见者，而是利用组织形式逼迫每个人对它就范。吉里尔等学者揭示，也只有在组织状态下的人才能够使“累积激进化”发生作用。我们在历史上的宗教纯洁运动以及“文革”的派性斗争中都可以找到类似的现象。
在任何社会状态下，民众都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特点是非常实际和利益的多样化。把他们引入纳粹的战争轨道的宣传必须要有打动他们的地方。阿伦特指出：“极权主义宣传的成功并不十分依赖它的蛊惑人心，而是依赖群众的知识”。“群众的主要特点是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社会团体或政治团体，他们只代表个人利益混乱多变的现状，因此在群众之中，以纯粹利益为基础的宣传不会生效。极权主义运动成员的狂热和一些普通的政党之成员的最大忠诚相比，明显地具有十分不同的性质，他们是缺乏自我利益意识的群众的产物（他们随时愿意牺牲自己）。纳粹党人证明了一个人只需用一句口号――‘否则我们就完了’――来引导整个民族进入战争（这种做法是１９１４年的战争宣传小心地避免的），而且此刻并不处于苦难、失业、或鼓噪民族野心的时代。”（同前）在纳粹的恐怖宣传下，德国民众除了赞成纳粹的意识形态可以保障安全之外，他们具有共性的知识恐怕就只剩下了社会上弥漫的民族主义。
近代以来，德意志民族在同英、法的对比中，经济发展明显落后，这就在国内形成了德意志必须强大的民族共识。从歌德到韦伯，我们都可以看到德国知识精英对民族强大的期盼和焦虑。韦伯更是把全球性的经济发展与德意志民族的强盛联系在一起。韦伯本人是主张国家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思想自由和个人政治意识为代价的，按照他的“工具理性”和“实质理性”，他也不会相信什么“落后”与“挨打”之间有什么必然性，但他的确也认为“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扩张只不过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另一种形式”。（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三联书店１９９７年版，第９２页）这种认识在德国知识分子当中很有普遍性，所以梅尼克要把韦伯说成是“德国的马基雅维里”。我们只要读一读《德国的浩劫》的第二章和第七章，就可以知道普鲁士军国主义、马基雅维里主义和民族主义其实是十九世纪以来德国，乃至是欧洲各国普遍盛行的现象。希特勒上台后，纳粹宣传仅仅搞了一个所谓“德国民族共同体（Ｖｏｌｋｓ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的概念就俘获了整个德国民族的心，似乎人人都把德国不强大就完蛋的谎言当成了真理。当德国经济高速发展和上上下下充斥着狂热的民族主义“知识”的时候，纳粹的消灭异己思想、反犹和反共的罪行也就容易在复兴民族主义的旗帜下被德国人容忍，整个德国也就心甘情愿地被纳粹党的宣传魔笛引上了战争的不归路。
纳粹运动从参加它的人数和阶层分布来看都是十分广泛的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最大的特点就是勒庞（Ｃ．Ｌｅ Ｂｏｎ，１８４１～１９３１）早就指出了的盲目性和宗教性，就是那些所谓高智商的知识分子在群众运动中也与普通群众的智力是没有什么差别。（《乌合之众》，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５页）这种观点现在看来多少是在为知识分子开脱，很让人不服气。在德国的浩劫之后，人们总不禁在思考，德国民众或许愚昧，但是为什么洪堡（Ｗｉｌｈｅｌｍ ｖｏｎ Ｈｕｍｂｏｌｄｔ，１７６７～１８３５）所确立和引领的、以反抗公众常识为特征的现代德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也被纳粹催眠和洗脑了？前面我们提到，梅尼克认为是受过专业教育的人因技术－功利主义才在纳粹宣传下成了没有理性的偏执狂和宗教狂。这种批评虽然还有为德国的知识分子遮羞的味道，但已经比勒庞进了一步。而吉尔里对德国的知识分子的评价不那么客气，他认为德国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地理学家、生物学家、化学家、农学家、社会学家和医生都参与了屠犹行动。这些技术型的专业人员应该对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累积激进化”负有罪责，无可逃遁！这些技术型知识分子这样做的原因有三类，一些人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看成“非政治的人”，这和梅尼克的看法基本一致。但是还有一些人是“受机会主义和个人功利想法的诱惑，只是尽可能扩大其职业机会”。这就不仅仅是纳粹宣传和恐惧在起作用，而是技术至上导致人性异化的问题。第三部分根本就是赞成纳粹的意识形态和纳粹政治，本质上就完全同于纳粹。也正是这些专业人士成为纳粹“累积激进化”的屠犹政策的推动者和实施者！（《主义》，第９２、１１８、１３２页） 吉尔里的这个评价我是赞同的，在纳粹运动中，这些知识分子的暴行还要超过普通的民众，像在集中营制造焚尸炉和毒气的工程师、医生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他们的暴行岂是能够用群众运动来掩盖和逃责的？
吉里尔在谈到纳粹引导德国走向战争时认为，纳粹党有针对性的宣传和组织性恐怖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公共抗议机制被纳粹一党专制破坏之后，个人抗争会有生命风险。作者这样讲一方面是说明德国法西斯化的必然性，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对德国普通民众的原谅。但从他对德国技术型知识分子的分析来看，他就没有让他们逃责。说到这里，我想到了人们很熟悉的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新教牧师马丁・尼莫拉（Ｍａｒｔｉｎ Ｎｉｅｍｌｌｅｒ，１８９２～１９８４）写的一首著名短诗：“起初他们对付社会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社会主者；接著他们镇压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然后他们屠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最后他们冲我而来，再也没有人为我说话了。”（Ｆｉｒｓｔ ｔｈｅｙ ｃａｍ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ｓ?ａｎｄ Ｉ ｄｉｄ ｎｏｔ ｓｐｅａｋ ｏｕｔ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 ｗａｓ ｎｏｔ ａ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Ｔｈｅｎ ｔｈｅｙ ｃａｍ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ｕｎｉｏｎ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Ｉ ｄｉｄ ｎｏｔ ｓｐｅａｋ ｏｕｔ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 ｗａｓ ｎｏｔ ａ ｔｒａｄｅ ｕｎｉｏｎｉｓｔ． Ｔｈｅｎ ｔｈｅｙ ｃａｍ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Ｊｅｗｓ? ａｎｄ Ｉ ｄｉｄ ｎｏｔ ｓｐｅａｋ ｏｕｔ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 ｗａｓ ｎｏｔ ａ Ｊｅｗ． Ｔｈｅｎ ｔｈｅｙ ｃａｍｅ ｆｏｒ ｍ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ｏｎｅ ｌｅｆｔ ｔｏ ｓｐｅａｋ ｆｏｒ ｍｅ．）它代表了人类良知在法西斯主义的暴行之后，在为沉默忏悔的同时也在提醒人们沉默会导致的后果！吉里尔的这本书主旨正好与之相同。他在结束语中指出，纳粹政权能够得到许多德国人的支持，但也从来没有成功地将整个民族洗脑，此书就是要“献给这些冒着生命危险奋起反抗的人们。”由此可见，吉里尔的出发点和人类自我批判的道德勇气要比梅尼克只批判纳粹党而为德国传统文化和技术－功利主义精神辩护要深刻。因为在邪恶引导人民的时候，那些出自人类理性和善良本能反抗极权专制的人们，始终代表着人类社会追求自由和民主的方向；而无论是把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看成是历史的偶然性或是人类劣根性的产物，多少都是为我们每一个人的逃责在辩护，这就失去了历史研究的本来意义。
（《德国的浩劫》，梅尼克著，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１月版；《希特勒和纳粹主义》，迪克・吉尔里著，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２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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